昨天跑去港大听长平的这个讲座。收获有二：听当事人叙述去年“长平事件”的始末；了解长平及以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
他的讲座吸引了一百四五十人，挤满了小报告厅。这已经是在香港我见过的比较火爆的讲座了。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同学，小部分是香港本地以及外国学生。长平嗓音沙哑，从始至终眼睛不离讲稿，非常谨慎地、力图客观地介绍去年以他为中心的论战以及各方的反应。大容量的ppt和厚厚的讲稿，也都可以看出来他准备的认真。
去年“314”事件后，长平在FT中文网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一文，并以“拉萨真相从哪里来？”为标题，转贴在自己的博客上。长平说，他对西方媒体对西藏暴乱的歪曲报道表示失望，并对民众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而感到高兴。但不久他就发现，民众其实是在借抨击歪曲报道来抗议西方媒体的反华立场。他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新闻事实，而是立场，否则，为什么不同时反对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呢？自由的环境下，固然不能确保新闻真实；但不自由的媒体环境下，是一定没有新闻真实的。而长平作为一个媒体人，是真的有冲动与大家讨论新闻真相从何处来？新闻如何才能准确。
我想长平真的是抓到了左愤们的痛处，那就是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可以批评，但外国人评论中国问题就是“狗拿耗子”，就是“居心不良”，何况如此般在报道中歪曲西藏暴乱的事实，更说明他们反华的本质。而此时长平却在批评自己，呼吁新闻自由，那就是在替西方媒体说话，自然就是“叛徒”，“走狗”了。
其实左愤们不一定不赞成新闻自由，他们针对的是长平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立场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也因此，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全貌的时候，他们就情绪激烈地声讨长平，语言宏大而凶狠，充满了仇恨，还有无数的推测和假想。长平说，他多年记者生涯，一直关注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压迫，写过无数呼唤个体自由意识的文章。但此时，他是的的确确感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对他个人自由的压迫了。他为此被迫离开了采编一线，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目前只是南都传播研究院的研究员。
提问踊跃。有位大哥情绪激烈地发问：从你的演讲中真的能勾勒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全貌吗？网络文章千千万，固然有左愤，但右愤也不少。从中竖几个左愤的靶子来批判太容易了，但你有没有反思自己那一边的立场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网络研究的一大难点。网络中的data浩如烟海，什么观点都有。如果事先有一个assumption，想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argument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是真的吗？又该如何抽样，才能代表民意？
还有香港mm也很激动地坚持用粤语质疑，大概是说，今天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又是普通话演讲。但我作为一个香港人，难道没有用粤语提问的权利么？我又能不能用英语提问？这个问题弄得长平一头雾水，只好说你当然可以用任何语言提问，但是我听不懂我们就无法交流啊。
香港人的local identity真的是很强烈啊，只是在贵地一个普通话的演讲就让你如此不舒服，怎么也不想想我们大陆同学在这里读书三年，时刻面对你们的粤语环境以及港味英语，还有你们的strong localism，又该如何反应？
还有问长平对人肉搜索的看法，对网民的看法，等等。但总体而言，对长平问答的表现，我其实有些失望。他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但也仅此而已。
在长平的概念里，民族主义天然与自由主义势不两立，倡导个人自由必然要反对民族主义。这并不准确。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欧洲的民族主义就是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是在中国，因为各种原因而使民族主义话语与国家主义话语紧密结合，导致民族主义的表达如此偏激，并与自由主义如此水火不容。我无法想象在世界哪一个民族国家里面没有民族主义的表达。这也是让长平内心充满矛盾甚至痛苦的原因：一方面呼唤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一方面扪心自问，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其实也是个民族主义者。
Thursday, April 9, 2009
Friday, March 27, 2009
“无学之学，可为大学”
去年李彬老师来港。在浸会临别之际，GG问道可否知道居延安的现状？老师也摇头不知。昨日老师即传来居延安近期小文。二十年孤寂之心，对恩师之感念，对学问之感悟，跃然纸上。真乃大隐于市。
“无学之学，可为大学”
一
人常问我：“什么是传播学？”我总调侃说：“无学之学。”人说这样说谦虚了，我说不是谦虚，是学界的同仁和朋友说的，包括我在美国大学的同仁和朋友，也那样说。他们说，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什么都是，因此什么都不是。他们还说，一个成熟学科应该包括自己的界定明确的“历史”、“理论”和“运用”范围，但传播学说“历史”，说长了就说二千年多前的亚里斯多德，说短了就说八十年代初还健在于檀香山的宣韦伯（也有译为“施拉姆”的）；传播学说“理论”，说多了把哲学、修辞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以至戏剧电影统统说进了自己的包里，说少了就干脆说传播学没有自己的本体理论；传播学说“运用”，口气就更大了，一定要从个人，说到组织，再说到文化，再到传媒，再到国际关系，再到关系管理，再到别的什么，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无学不可借用。“无学”就这样叫出来了。“无学不可借用”这句话是说过头了，如果传播学果真是“无学不可借用”的话，那一定是“无学”了。这一直是学界一些同仁和朋友的一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论说近说远，还是说大说小，传播学始终有着它的“本体”定位的。传播学始终是围着“传媒、信息与人”这三个本体范畴展开自己的史、论、用研究的（这三个本体范畴正是1985年由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经典《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的标题）。上海人民出版社于次年出版的我的通俗小册子《信息•沟通•传播》一书，也强调了传播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本体概念：信息与传播。作为社会人文交叉学科的传播学，“人”从来就是题中之意。
那么，传播学既然是“有学之学”，为什么我还要把“无学之学”当反话来说呢？
我说传播学乃“无学之学”，一有调侃之意，二是为了说说“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道理。事实上，人人都懂一点的学问是最难做的，要受到学界的尊敬更是谈何容易。传播学的浅学问似乎早早地做尽了，深学问也大多被做浅了，还有什么学问可做呢？谁还能做，那一定是大学问了。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做，漫漫三十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值得自己得意的学问来，只总结出八个字：“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算是对自己贻误天年无所成就的一种托词，也是为什么我近二十年来孤处异乡少敢妄言的原因。
我是从边门怯生生地走进国内传播学的门槛的，不久又从后门悄悄地消失了，在早期只是留下了几步散乱的足印而已。
我问津传播学，本不是要来这个领域做学问的。我压根儿不是个学问家，而且从来就没有那个志向。我来传播学领域弄潮玩水，纯属历史的偶然。
1978年考复旦大学研究生，我考的是“现代英语”专业，因为我本科读的本来就是英语。当我进入复试阶段的时候，正巧新闻系刚刚决定招收“外国新闻事业”专业的研究生。由当年外语系袁晚禾教授力荐，并经郑北渭教授面试，我踌躇满志地从近在百米之内的外语系走进了离登辉堂更近些的新闻系的门槛。与我同时投奔郑教授名下的，还有从北大考入的俞旭和从华师大考来的倪仁。我们除了修课之外，在郑教授的主持下，做了一些关于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文章的翻译和绍介工作。那时做研究生，就要跟着导师实打实地做研究、写文章、出成果。
1980年12月，我随恩师郑北渭飞檀香山，参加由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宣读我们的“变化中的报纸和变化中的传播理论”一文。那时我研究生还未毕业，我的研究方向是“外国新闻事业”，而不是“传播理论”。郑教授原先也不是主攻传播学的。对传播学没有做过系统研究的人敢去参加代表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的传播理论讨论会，胆子似乎大了点。
邀请我们去檀岛开会并作二个月短期研究的是时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副主任、资深研究员朱谦博士。我之后一直用上海话敬称“朱老师”的朱博士，是传播学泰斗宣韦伯的学生。朱老师安排我们多次见了退而未退的传播所顾问研究员宣韦伯。我们还应宣老之邀，去了他和他太太的位于火奴鲁鲁海滨的公寓寓所作客，我记得和蔼可亲的宣大师得意时总要吹一二声口哨、哼哼什么小曲。我还记得，在宣老家的阳台上，我望着浩瀚无边、迷迷茫茫的太平洋，不觉感到命运之神在向我走来。但我不知以后的路怎么走，更不能预测我与传播学将结为何种姻缘。我只是隐约感到，朱谦博士将对我日后的研究生涯产生巨大影响，他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恩师。
梦岛出恩师，檀岛成了我的梦之岛，此旅成了我的梦之旅。会议期间，我注意到一位身材高大、言语豪侠的“狂人”学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来自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唐•库什曼教授。我对他的崇敬加好奇竟引起了他的注意。会议休息期间，他问我为何天天跟着郑教授走，我说“郑教授是我的导师”。他问为何郑教授可以谈笑风生而我却一言不发，我说“郑教授的发言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他再问我想去美国深造吗，我说我还没有毕业呢。听了我的答非所问，库什曼劈头说，“那好，毕业后就去我们学校。我给你们校长写信。”
这就是影响了我以后二十年著述生涯的库什曼教授——我的第三个恩师。他果然是“狂”，一回奥本尼就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写信了，点明要我去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传播系深造。哪有那样做事的呢？这不是要害我吗？我不知如何向谢校长解释。谁料谢校长惜爱后生，并未问罪，竟很快首肯了库什曼的请求。
我的题为“美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硕士论文，于1981年6月答辩通过。中国新闻研究中心在一篇题为“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的文章中，说那是国内“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硕士论文。我在此要说明的是，“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文章，并不一定是重要文章。回想起来，我做这个题目的初衷就是走个近路，想钻钻当时国内传播学仍是空白一片的一个空子。我在夏威夷开会期间收集的资料显然帮了我大忙，回国后借着恩师郑教授对美国吃得透透的底子，我对美国当时传播理论研究的几个方向及其代表人物作了平铺直叙的阐述和分析，并没有提出什么富有见地的观点。我的“美国传播理论研究”一文只是一篇粗糙浅陋之作，称之为“首篇”，是因为我是国内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研究生，也是国内“首批”主攻“外国新闻事业”的研究生。两个“首批”，就有了那“首篇”，无疑地“首篇”只是个顺序概念，没有其他含义。
二
我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就打点行装准备去美国深造事宜了。1982年3月的一天——确切日期已经遗忘——我出现在库什曼教授办公室的门前。一年又三个月之后在纽约州首府奥本尼市的重逢，只是让库什曼教授说了“你好，来了？”，让我说了“你好，来了。”这就是美国，没有过多礼节，什么都简单得像每顿中饭吃的三明治。
粗略地分，美国传播学研究分为以定量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学派和以定性为研究方法的人文学派两大派，库什曼教授属于人文学派，擅长传播理论、人际沟通和组织传播，而对大众传播兴趣不大，对“数数”也没有兴趣。这对有着新闻背景的我来说，真是上帝的巧意安排。导师擅长的恰恰是学生渴望学习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我在1988年的一篇“序言”文章里写道，“在美丽、宁静的奥本尼校园，我和库什曼教授有过无数次谈话，一起在传播学这块风光奇异的领地里漫步。渐渐地，我发现库什曼教授根本不是什么‘狂人’，而是一个崇尚德义、极富情感的人。在国际传播学界，他是一位已经确立了自己地位的著名学者。他的所谓‘狂’无非就是对自己提出的理论的超度坚信和对学界同事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这在克已复礼的我们看来是一种‘狂’，美国人来说倒是常常受人欣慕的一种治学风度。有意思的是，库什曼教授对他的学生——特别是他喜欢的学生——是很少有批评之辞的。相反，他常常称赞他们。他特别喜欢读书用功和有些创见的学生，得意之余还会给一些特殊的优待。我是常受到这种优待的一个。”不久，“我们便成了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每到周末，他会开车来我寓所，接我去他家聊天。有时我们一起驱车去奥本尼郊外，看田野，看落日，看天上飘忽不定的云。我们谈概念，谈范畴，谈理论，谈中国，谈美国，谈政治，谈经济，谈文化，谈人类的祖先，谈未来的世界。我们无所不谈。冬天，每次从郊外回来，他总要把我带回到他的会客室的壁炉前。我们一起给壁炉生火，为的不是烤火，而是看那跳跃的火苗。那红红的、给整个居室带来生机的火苗，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奇想、许多新鲜话题的火苗。我们围坐在炉前，继续着在郊外的谈话。”
我在奥本尼近二十个月的留美生活是美好的，它让我开阔了眼界，但又是紧张的，传播学并不是如我原来想像的那样简单和容易。我带着书、资料和许多尚未消化的理论和概念回到上海，正式走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台。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两年苦读，加上之前复旦研究生寒窗三年，前后五年，我问自己：“懂传播学了吗？”我对自己摇头。我没有把握，我只知现代传播学研究的就是顺着香农1948年提出的那个信息传递通路走来的，香农的“信息论”已经隐藏着现代传播学的“本体”因子。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本体”概念有机地嫁接到人文社会结构里。如果这就是传播学的话，我岂不是已经学到手了？我岂不是在出国前就完成了“美国传播理论研究”这一硕士论文了吗？但这并不是我在奥本尼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经过了十分痛苦的“刺骨”思索之后所理解的传播学。我清醒地意识到，当香农的信息论模式运用到社会人文传播领域里的时候，研究者必须十分深入地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包括大中小环境在内的制度、研究历史、研究符号、研究科学、研究媒体及不时地冒出的崭新信息传播技术、研究艺术、研究哲学等大大小小的学科和课题，其关键是“深入地研究”，这是世上少有的“大学（问）”啊！我被自己吓得有些晕，我想此生已经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一长串的研究科目了。我甚至根本没有那种兴趣——我原本是学英语的。我怎么能够承受“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终身压力呢？我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告别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奥本尼和恩师库什曼。
三
我于1983年10月取道贝尔格莱德从美国回到上海。一回复旦，我就知道我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必须做出“学成归来”的样子——领导上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这么多的学习时间，我必须有所回报。
一进入1984年，我就开始思索如何把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学到的知识回报给社会。我整理了我从美国带回的资料和我自己的学习笔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出版室主任张志国的帮助和鼓励下，编成一书，名为《信息•沟通•传播》。此书最后作为该社“当代大学生丛书”于1986年初版问世。这是我著述生涯的处女作，是按照香农模式写的急就之章，对美国传播学最初流行的概念和理论作了鸟瞰式的通俗化解释和介绍。除此之外，这只是一本卖0.91元的小册子。“0.91”成了我永生值得纪念的数字，我要自己记住一个道理：人能做的一切——包括学问——都是很轻微的。
事实上我一直为这本卖0.91元的小册子感到惭愧，不是因为它卖便宜了，而是因为我的回报太少太轻了。前些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国内传播学界特别提到，1983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辑的《传播学（简介）》（论文集）；1984年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施拉姆、波特著、陈亮等译的《传播学概论》；1985年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由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赛弗林、坦卡德著、陈韵昭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然后到1986年，“在祖国大陆，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当我读到我的《信息•沟通•传播》这本小册子被说成中国大陆学者写的“首部”专著的时候，我深感不安。把这本小册子说成“专著”是言过其实的，它不是什么“专著”，只是一本介绍美国传播学基本概念的通俗小书。如果这算是“专著”，那么传播学真是“无学之学”了。
于1987年4月出版的《信息•沟通•传播》这部急就之章，是不应作为中国传播学研究一部带有“代表性的著作”来处理的。如果要提及此书，那么就该指出它的急就性质和浅陋之处，以真实地展示八十年初、中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混沌懵懂状态。
我这样写，并不是想贬低在这个时期国内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院校的学者所作出的先驱性贡献。我只想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大环境的若干因素，当初对传播学的研究是相当初步的、相当谨慎的、因此也是相当浅陋的。尽管如此，我时常怀念1984至1988那四、五年的学界往事。可以说，从我1988年7月4日离开复旦的那一天起，以后整整二十年，在我体内再也没有萌发过那年头对一门新学科的激情和执着了。复旦五年，我一边挑着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主任的担子；一边扛着“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中心”的旗帜，“上串下跳”，组织学术讨论会和当时十分流行的公共演讲；一边自己日以继夜笔耕不止。令我深感欣慰的是，复旦新闻系和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于1986年举办了一次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并有幸邀请恩师库什曼教授到会致辞。还须提及的是，我对传播学的研究逐渐地具体到了当时很少有人问津的“文化传播”和“组织传播”两大课题。
我回国后不久写的“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章阐述了“文化的本质和定义问题”、“文化载体问题”、“文化意义问题”和“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等四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学界的热门话题。文章发表后不久，就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顺便还须提及的是，我于1987年带领我在复旦的一批国际新闻双学位的学生翻译了爱德华•T•霍尔的划时代著作《超越文化》一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正式出版（出版时我已去美国）。霍尔的这本书是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中一部带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但国内传播学界对《超越文化》译成中文并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一事件，从未有人提到过。我在这里写一笔，算是补遗了。
用传播学的视野、方法和本体概念范畴去审视深层的文化和文化传播问题，让我即时感受到了这门交叉学科的青春活力。我逐渐地又把眼光从“大文化”范畴迁移到对我一直有着吸引力的“艺术”领域。几乎在我撰写“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同时，我参加了国家教委组织的一个访英教育代表团，去了英国。一天，当我在伦敦书市发现了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时，我欣喜若狂。这是欧州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写的一部书。我决定要啃这部将近800页的巨著了，啃了一年，感到其味无穷。洋洋百万字，不仅有作者对各种艺术珍品生命历程的精彩描述，而且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哲学、社会学、艺术史学、传播学融为一体的读本。同样地，我用传播学的视野、方法和本体概念范畴去理解豪泽尔关于艺术的各种充满睿智的评述。豪泽尔这本《艺术社会学》，我一直是读作《艺术传播学》的。我在美国二十年，放在床头经常温习的也是豪泽尔著、由我译编的这部《艺术社会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我真切地体悟到，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一书隐含的不贴传播学标签的传播学，是“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一个范例。
作为我另一关注课题的“组织传播”，迎来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另一种历史“偶然”：已经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土壤此时刚刚冒出“公共关系学”的萌芽。出版我的《信息•沟通•传播》一书的志国兄，看到了“偶然”中的“必然”，叫我捷足先登，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写一本《公共关系学导论》。我问“怎么写”，他说“用传播学的视野来写”。于是我在上海威海卫路家的亭子间里，顶着热浪，于1986年8月28日拟定书稿，随即动笔，至9月20日成文5万。又正好于9月21日赶去夏威夷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开会，借开会之际收集了部分资料。10月3日返，笔耕复始，至11月22日完成全部书稿。这又是一部急就的稿子，因此不可避免地，它像《信息•沟通•传播》一样，是部粗糙浅陋之作。我并不为自己的捷足先登而得意，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志国兄“用传播学的视野来写”的提示，激发了我的“公关三要素”的框架思路：传播学中的“传者、受者、传播”三个本体概念成了我书中“组织、公众、传播过程”的“公关三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这本《公共关系学导论》早已停版，没想到的是，首次在书中提出的“公关三要素”成了日后二十多年国内公共关系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符号”。“公关三要素”——一个既简单又易记的“符号”——渐渐地成了国内公关界不少写书者、教书者的“集体无意识”，谁都不再过问那“三要素”是从哪里来的。要说成功，这就是国内公共关系学普及的成功。
还需带一笔的是，我在1988年去美国前，冯志坚和我一起主编了《公共关系实用大全》（副主编为俞松年、赵建华和刘裔远），这本篇幅近500页的公关实用大全1990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就内容而言是部较为厚实的、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公关参考书，就编辑队伍而言，冯志坚贡献最大，是真正的主编。
岁月蹉跎。1988年7月4日，我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飞离了上海，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想想在国内五年，我继续受到恩师郑北渭教授的指导，同时受惠于新闻系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教诲，其中包括王中教授、徐震教授、余家宏教授、舒宗桥教授、宁树藩教授、丁淦林教授和陈韵昭教授。时任总支书记的吴圣苓教授曾给过特别的关照，不断鼓励我在传播学领域里开拓新的发展路子。回忆起那踌躇满志的五年，我总是从心里感激这些师长的引导和鼓励，并时时为自己学路过于散乱、未能将那“无学之学”做成“大学”而深感惭愧。
四
没想到此次走出上海，一走竟走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的前几年，我与复旦新闻系同事的联系大多是通过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朱谦博士。我在朱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与恩师一起起草了《长城傲立废墟：中国传播与文化变迁》长篇英文书稿，大小修改历时四年，最后由朱老师逐字逐句审核圈定，再由库什曼恩师选中，作为他主编的“人类传播过程”丛书的一种，1993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为美国的现代中国传播与文化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长城傲立废墟》的研究方法是定量和定性的有机结合，也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参与的首个重大传播学定量研究项目。这也是我一生所从事的唯一的一个定量研究项目，而这一研究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是恩师朱谦博士，我只是辅助了定性分析和初稿文字工作。该项目先期的问卷调查事宜受到过复旦新闻系及其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徐震教授、吴圣苓教授、赵建华兄和国际新闻教研室的教师的鼎力襄助。此次研究的最大发现是，尽管中国传统观念在文革十年浩劫之中屡遭血洗，但中国人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坚如磐石、根基依然。
我于《长城傲立废墟》问世的1993年被美国中央康州大学传播系聘为终身教授，此后我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出版社逐渐地恢复了联系。俞振伟教授和后来留学夏威夷大学的赵建华兄，二十年来一直为复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公共关系学》与我保持着沟通和合作。由我主著、由复旦俞振伟教授等专家参加编写、由孙晶编辑、销量已过百万册的这本《公共关系学》，参照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公共关系学导论》的理论体系和“三要素”的框架思路，补充了“公关实务”部分，至今已经出了四版，保持了二十年长盛不衰的可贵业绩。
我在总结复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关系学》长盛不衰的原因时，说这书不仅由于责任编辑孙晶博士编辑思想的的超前，而且“立足中国、纵观世界、精益求精、再攀高峰的著述精神不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还要说，从初版到二版，到三版，再到四版，始终用了传播学的视野、方法和本体概念范畴，始终用了“公关三要素”的框架思路，这不能不说是“传播学”的生命力照应了我们《公共关系学》这棵常青树。“无学之学，可为大学”，抑或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传播学的生命力不是尽在不变之中。不变，只是根基不变，经过千年考证的基本原理不变。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一定是不变中有变，变中又有不变。所谓变，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要顺应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势，要回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向社会人文科学家提出的各种新鲜课题和挑战，审时度势，从实践升华到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复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关系学》正是这样把握“变”与“不变”的道理的。比如该书从三版开始就率先引入了“关系管理”的新视野，提示读者“公共关系正在由以注重即时传播效果，转向以‘关系管理’的长期战略谋划和短期公关效应并重”这一发展新动向。
由我与胡眀耀教授合著、孙晶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关系管理学》，企图帮助国内的公共关系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了解和把握这一发展动向的来龙去脉、理论阐述和全新的“工具模式”。胡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有较深政治经济学造诣，对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的体认也入木三分。《关系管理学》不仅用了传播学的视野和方法，而且涵盖了与“人”、与“关系”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种人文社会学科：公共关系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艺学等等。《关系管理学》的写作和出版又让我多了一次温习各种学科的机会，“人”和“关系”所显现的学理之深奥和宽广，现代传播技术——即关系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巨大影响，让我和胡教授觉得恰如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无可穷尽。
2007年11月20日，我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宋怀强和吴洪林两位教授，于《文汇报》的“学林”版发表了题为“跨语沟通：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跨世纪话题”的文章。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各自然语言中出现了不少带“跨”字的语汇，如跨国经营、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沟通等等。我们现在的语汇中那些含有“跨”的词语，大凡都隐含了“跨语沟通”这个过程要素。特别是“跨文化沟通”，缺了“跨语沟通”，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认为，跨语沟通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次级语言系统或言语语体之间的跨越、转换、沟通和吸纳。跨语过程要具备四个要素，它们是“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境选释”和“言语转换”。这里，“第一语言”指的是言说者所习得和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语习惯，“第二语言”指的是读听者所习得和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语习惯。在任何一次对话中，言说者与读听者的角色不断互换，“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也总是依次转换的。“语境选释”是指言语人对言语活动情景的选择性解释。言语活动情景，就像任何语境一样，有物质性语境（指情景和场合）和认知性语境（指人对情景和场合及各种因素的解释）两类。“言语转换”就是在特定语境下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跨越、转化、沟通和吸纳。把握这个“言语转换”过程的主体当然是作为“言语者”的人了。
“跨语”这个概念，是我于2006年访问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时，在与著名话语大师宋怀强教授、曾培养了董卿等一流主持人的吴洪林教授的相互“碰撞”中，几经演绎而产生的。这是我们多年以来对跨文化课题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我邀吴洪林和宋怀强教授于2007年夏访美进行学术交流，又就“跨语”这个原创概念进行面对面的切磋，生成了“跨语沟通”新的理论要素。
为探讨“跨语沟通”理论在新闻、传播、公关、翻译、主持人学等相关学科里的运用，由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主办、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协办的理论推介会，2008年3月27日于上戏新空间剧场召开。同年7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电视学院又主办了“跨语研讨推进会论坛主题发言稿集颁发仪式暨节目语体创作汇报”活动，为进一步推介“跨语沟通”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我钦佩并感谢宋教授和吴教授为一个传播学新概念的诞生，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激情和原创精神。
连年的辛苦笔耕让我感到苦中有甜、苦重味更甜、以至意味无穷。但这学问总是越做越觉得自己浅薄，越做越觉得自己离开做成“大学”的路，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传播学，对我来说，也许只能敬而思之而断不可企及了。
重新回顾在北美这块依然陌生的土地上的生活，漫漫二十载，并不是说要过就过得了的，特别当孤寂异乡的情绪袭来时。抚慰心灵从来没有灵丹妙药，但受了种种误解和委屈的传播学最懂我心——它来陪伴我了。为我驱散乡愁，它是踏着轻步随恩师朱谦和库什曼一起走来的。
从1988年开始的三五年，朱老师每年在寒暑两假邀我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夏威夷，那是天堂之地啊，我前后飞去已二十余次。清晨我总是在花香鸟语中醒来，走向办公室的路总铺洒着夹有热带树影的金色阳光，面见常带谦恭笑容的传播学大师朱谦博士，总让我感到那是后生独得的厚爱。下午常结伴或独自一人去海滨散步看海思乡。晚上仰望天空，总开玩笑说，“这夏威夷的月亮比哪儿都要圆都要亮。”此中快乐，在我那座落于大西洋西岸新英格兰的空荡校园是感觉不到的。
在夏威夷，我为与传播学结下如此姻缘感到不胜幸运和欣慰——我和恩师朱谦一起完成了《长城傲立废墟》研究项目。过了一年又一年，年年望着夏威夷。2006年，再望檀岛，恩师已去。我哭一个美丽人生的结束，又喜有幸追思一位传播学大师的生命历程和他的耿耿心路。必须一提的是，恩师的文章堪称笔中一绝，我读恩师二十余年，每每合卷，心中总有他“江南才子”走来的身影。
恩师在时，我总要西飞万里才能面见坐镇太平洋中心位置的他。会我另一恩师库什曼教授却方便多了——上天作美，世事人事的姻缘让我们住在了新英格兰名叫西哈特福德的同一个小镇上。库什曼不仅自己是个工作狂，更“狂”的是，他要让他的学生也像他一样为传播学发“狂”。我一时“狂”不起来，他就会来催，几乎每个周末，上午不到九点就来了，事先也不说来，但他来了，来催稿、催书、催命了！在他的催逼（注意我未打引号）下，我在九十年代出了与朱谦博士合著的英文《长城挺立废墟》（1993）一书之后，出了《高速管理中的团队协作》（1995）英文专著（这是我与库什曼教授合著的一部书），再后又出了英文《理解中国：第四种力量的中心舞台》（1996）这部封面上印着五星红旗、我一直珍惜在心的书。我每次出书，库什曼总比自己出书还要兴奋，总要举杯欢庆，然后逢人就夸，恰如长者看到晚辈有出息一样。我忍不住向恩师讨饶，说让我喘口气吧。恩师说喘什么气啊，“活着看到自己有出息好啊，死了啥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这么催逼、这么关心、这么珍重的。
库什曼教授生性喜爱甜食，喝咖啡总是冲一半咖啡放一半糖，人家用惊讶的眼光看他，他就眯着眼睛笑人家惊讶。他只吃美国饭，不吃中国饭，我说“唐，你只知人活着要出息却不知世上有美食”，他总不理解，世上除了甜食怎么还会有美食？恩师早就得了糖尿病，心脏也不好，退休后就随太太离开寒冷的新英格兰，去了温暖的佛罗里达。 恩师不幸英年早逝，我后悔他早早搬走了，因为我认定他若继续天天来催逼我，天天盼着自己学生有出息——他在康州有三个学生（一个来自欧洲、一个来自非洲，一个来自中国，都成了大学的终身教授），就不会这么早去那个“啥都不知道”的地方了。
写传播学，写孤寂异乡二十年，除了写一个学生对恩师的追忆和怀念，我还能写什么呢？
（居延安，2009年2月20日初稿于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德市）
“无学之学，可为大学”
一
人常问我：“什么是传播学？”我总调侃说：“无学之学。”人说这样说谦虚了，我说不是谦虚，是学界的同仁和朋友说的，包括我在美国大学的同仁和朋友，也那样说。他们说，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什么都是，因此什么都不是。他们还说，一个成熟学科应该包括自己的界定明确的“历史”、“理论”和“运用”范围，但传播学说“历史”，说长了就说二千年多前的亚里斯多德，说短了就说八十年代初还健在于檀香山的宣韦伯（也有译为“施拉姆”的）；传播学说“理论”，说多了把哲学、修辞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以至戏剧电影统统说进了自己的包里，说少了就干脆说传播学没有自己的本体理论；传播学说“运用”，口气就更大了，一定要从个人，说到组织，再说到文化，再到传媒，再到国际关系，再到关系管理，再到别的什么，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无学不可借用。“无学”就这样叫出来了。“无学不可借用”这句话是说过头了，如果传播学果真是“无学不可借用”的话，那一定是“无学”了。这一直是学界一些同仁和朋友的一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论说近说远，还是说大说小，传播学始终有着它的“本体”定位的。传播学始终是围着“传媒、信息与人”这三个本体范畴展开自己的史、论、用研究的（这三个本体范畴正是1985年由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经典《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的标题）。上海人民出版社于次年出版的我的通俗小册子《信息•沟通•传播》一书，也强调了传播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本体概念：信息与传播。作为社会人文交叉学科的传播学，“人”从来就是题中之意。
那么，传播学既然是“有学之学”，为什么我还要把“无学之学”当反话来说呢？
我说传播学乃“无学之学”，一有调侃之意，二是为了说说“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道理。事实上，人人都懂一点的学问是最难做的，要受到学界的尊敬更是谈何容易。传播学的浅学问似乎早早地做尽了，深学问也大多被做浅了，还有什么学问可做呢？谁还能做，那一定是大学问了。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做，漫漫三十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值得自己得意的学问来，只总结出八个字：“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算是对自己贻误天年无所成就的一种托词，也是为什么我近二十年来孤处异乡少敢妄言的原因。
我是从边门怯生生地走进国内传播学的门槛的，不久又从后门悄悄地消失了，在早期只是留下了几步散乱的足印而已。
我问津传播学，本不是要来这个领域做学问的。我压根儿不是个学问家，而且从来就没有那个志向。我来传播学领域弄潮玩水，纯属历史的偶然。
1978年考复旦大学研究生，我考的是“现代英语”专业，因为我本科读的本来就是英语。当我进入复试阶段的时候，正巧新闻系刚刚决定招收“外国新闻事业”专业的研究生。由当年外语系袁晚禾教授力荐，并经郑北渭教授面试，我踌躇满志地从近在百米之内的外语系走进了离登辉堂更近些的新闻系的门槛。与我同时投奔郑教授名下的，还有从北大考入的俞旭和从华师大考来的倪仁。我们除了修课之外，在郑教授的主持下，做了一些关于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文章的翻译和绍介工作。那时做研究生，就要跟着导师实打实地做研究、写文章、出成果。
1980年12月，我随恩师郑北渭飞檀香山，参加由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宣读我们的“变化中的报纸和变化中的传播理论”一文。那时我研究生还未毕业，我的研究方向是“外国新闻事业”，而不是“传播理论”。郑教授原先也不是主攻传播学的。对传播学没有做过系统研究的人敢去参加代表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的传播理论讨论会，胆子似乎大了点。
邀请我们去檀岛开会并作二个月短期研究的是时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副主任、资深研究员朱谦博士。我之后一直用上海话敬称“朱老师”的朱博士，是传播学泰斗宣韦伯的学生。朱老师安排我们多次见了退而未退的传播所顾问研究员宣韦伯。我们还应宣老之邀，去了他和他太太的位于火奴鲁鲁海滨的公寓寓所作客，我记得和蔼可亲的宣大师得意时总要吹一二声口哨、哼哼什么小曲。我还记得，在宣老家的阳台上，我望着浩瀚无边、迷迷茫茫的太平洋，不觉感到命运之神在向我走来。但我不知以后的路怎么走，更不能预测我与传播学将结为何种姻缘。我只是隐约感到，朱谦博士将对我日后的研究生涯产生巨大影响，他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恩师。
梦岛出恩师，檀岛成了我的梦之岛，此旅成了我的梦之旅。会议期间，我注意到一位身材高大、言语豪侠的“狂人”学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来自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唐•库什曼教授。我对他的崇敬加好奇竟引起了他的注意。会议休息期间，他问我为何天天跟着郑教授走，我说“郑教授是我的导师”。他问为何郑教授可以谈笑风生而我却一言不发，我说“郑教授的发言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他再问我想去美国深造吗，我说我还没有毕业呢。听了我的答非所问，库什曼劈头说，“那好，毕业后就去我们学校。我给你们校长写信。”
这就是影响了我以后二十年著述生涯的库什曼教授——我的第三个恩师。他果然是“狂”，一回奥本尼就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写信了，点明要我去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传播系深造。哪有那样做事的呢？这不是要害我吗？我不知如何向谢校长解释。谁料谢校长惜爱后生，并未问罪，竟很快首肯了库什曼的请求。
我的题为“美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硕士论文，于1981年6月答辩通过。中国新闻研究中心在一篇题为“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的文章中，说那是国内“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硕士论文。我在此要说明的是，“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文章，并不一定是重要文章。回想起来，我做这个题目的初衷就是走个近路，想钻钻当时国内传播学仍是空白一片的一个空子。我在夏威夷开会期间收集的资料显然帮了我大忙，回国后借着恩师郑教授对美国吃得透透的底子，我对美国当时传播理论研究的几个方向及其代表人物作了平铺直叙的阐述和分析，并没有提出什么富有见地的观点。我的“美国传播理论研究”一文只是一篇粗糙浅陋之作，称之为“首篇”，是因为我是国内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研究生，也是国内“首批”主攻“外国新闻事业”的研究生。两个“首批”，就有了那“首篇”，无疑地“首篇”只是个顺序概念，没有其他含义。
二
我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就打点行装准备去美国深造事宜了。1982年3月的一天——确切日期已经遗忘——我出现在库什曼教授办公室的门前。一年又三个月之后在纽约州首府奥本尼市的重逢，只是让库什曼教授说了“你好，来了？”，让我说了“你好，来了。”这就是美国，没有过多礼节，什么都简单得像每顿中饭吃的三明治。
粗略地分，美国传播学研究分为以定量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学派和以定性为研究方法的人文学派两大派，库什曼教授属于人文学派，擅长传播理论、人际沟通和组织传播，而对大众传播兴趣不大，对“数数”也没有兴趣。这对有着新闻背景的我来说，真是上帝的巧意安排。导师擅长的恰恰是学生渴望学习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我在1988年的一篇“序言”文章里写道，“在美丽、宁静的奥本尼校园，我和库什曼教授有过无数次谈话，一起在传播学这块风光奇异的领地里漫步。渐渐地，我发现库什曼教授根本不是什么‘狂人’，而是一个崇尚德义、极富情感的人。在国际传播学界，他是一位已经确立了自己地位的著名学者。他的所谓‘狂’无非就是对自己提出的理论的超度坚信和对学界同事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这在克已复礼的我们看来是一种‘狂’，美国人来说倒是常常受人欣慕的一种治学风度。有意思的是，库什曼教授对他的学生——特别是他喜欢的学生——是很少有批评之辞的。相反，他常常称赞他们。他特别喜欢读书用功和有些创见的学生，得意之余还会给一些特殊的优待。我是常受到这种优待的一个。”不久，“我们便成了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每到周末，他会开车来我寓所，接我去他家聊天。有时我们一起驱车去奥本尼郊外，看田野，看落日，看天上飘忽不定的云。我们谈概念，谈范畴，谈理论，谈中国，谈美国，谈政治，谈经济，谈文化，谈人类的祖先，谈未来的世界。我们无所不谈。冬天，每次从郊外回来，他总要把我带回到他的会客室的壁炉前。我们一起给壁炉生火，为的不是烤火，而是看那跳跃的火苗。那红红的、给整个居室带来生机的火苗，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奇想、许多新鲜话题的火苗。我们围坐在炉前，继续着在郊外的谈话。”
我在奥本尼近二十个月的留美生活是美好的，它让我开阔了眼界，但又是紧张的，传播学并不是如我原来想像的那样简单和容易。我带着书、资料和许多尚未消化的理论和概念回到上海，正式走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台。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两年苦读，加上之前复旦研究生寒窗三年，前后五年，我问自己：“懂传播学了吗？”我对自己摇头。我没有把握，我只知现代传播学研究的就是顺着香农1948年提出的那个信息传递通路走来的，香农的“信息论”已经隐藏着现代传播学的“本体”因子。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本体”概念有机地嫁接到人文社会结构里。如果这就是传播学的话，我岂不是已经学到手了？我岂不是在出国前就完成了“美国传播理论研究”这一硕士论文了吗？但这并不是我在奥本尼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经过了十分痛苦的“刺骨”思索之后所理解的传播学。我清醒地意识到，当香农的信息论模式运用到社会人文传播领域里的时候，研究者必须十分深入地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包括大中小环境在内的制度、研究历史、研究符号、研究科学、研究媒体及不时地冒出的崭新信息传播技术、研究艺术、研究哲学等大大小小的学科和课题，其关键是“深入地研究”，这是世上少有的“大学（问）”啊！我被自己吓得有些晕，我想此生已经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一长串的研究科目了。我甚至根本没有那种兴趣——我原本是学英语的。我怎么能够承受“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终身压力呢？我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告别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奥本尼和恩师库什曼。
三
我于1983年10月取道贝尔格莱德从美国回到上海。一回复旦，我就知道我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必须做出“学成归来”的样子——领导上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这么多的学习时间，我必须有所回报。
一进入1984年，我就开始思索如何把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学到的知识回报给社会。我整理了我从美国带回的资料和我自己的学习笔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出版室主任张志国的帮助和鼓励下，编成一书，名为《信息•沟通•传播》。此书最后作为该社“当代大学生丛书”于1986年初版问世。这是我著述生涯的处女作，是按照香农模式写的急就之章，对美国传播学最初流行的概念和理论作了鸟瞰式的通俗化解释和介绍。除此之外，这只是一本卖0.91元的小册子。“0.91”成了我永生值得纪念的数字，我要自己记住一个道理：人能做的一切——包括学问——都是很轻微的。
事实上我一直为这本卖0.91元的小册子感到惭愧，不是因为它卖便宜了，而是因为我的回报太少太轻了。前些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国内传播学界特别提到，1983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辑的《传播学（简介）》（论文集）；1984年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施拉姆、波特著、陈亮等译的《传播学概论》；1985年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由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赛弗林、坦卡德著、陈韵昭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然后到1986年，“在祖国大陆，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当我读到我的《信息•沟通•传播》这本小册子被说成中国大陆学者写的“首部”专著的时候，我深感不安。把这本小册子说成“专著”是言过其实的，它不是什么“专著”，只是一本介绍美国传播学基本概念的通俗小书。如果这算是“专著”，那么传播学真是“无学之学”了。
于1987年4月出版的《信息•沟通•传播》这部急就之章，是不应作为中国传播学研究一部带有“代表性的著作”来处理的。如果要提及此书，那么就该指出它的急就性质和浅陋之处，以真实地展示八十年初、中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混沌懵懂状态。
我这样写，并不是想贬低在这个时期国内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院校的学者所作出的先驱性贡献。我只想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大环境的若干因素，当初对传播学的研究是相当初步的、相当谨慎的、因此也是相当浅陋的。尽管如此，我时常怀念1984至1988那四、五年的学界往事。可以说，从我1988年7月4日离开复旦的那一天起，以后整整二十年，在我体内再也没有萌发过那年头对一门新学科的激情和执着了。复旦五年，我一边挑着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主任的担子；一边扛着“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中心”的旗帜，“上串下跳”，组织学术讨论会和当时十分流行的公共演讲；一边自己日以继夜笔耕不止。令我深感欣慰的是，复旦新闻系和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于1986年举办了一次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并有幸邀请恩师库什曼教授到会致辞。还须提及的是，我对传播学的研究逐渐地具体到了当时很少有人问津的“文化传播”和“组织传播”两大课题。
我回国后不久写的“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章阐述了“文化的本质和定义问题”、“文化载体问题”、“文化意义问题”和“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等四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学界的热门话题。文章发表后不久，就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顺便还须提及的是，我于1987年带领我在复旦的一批国际新闻双学位的学生翻译了爱德华•T•霍尔的划时代著作《超越文化》一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正式出版（出版时我已去美国）。霍尔的这本书是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中一部带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但国内传播学界对《超越文化》译成中文并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一事件，从未有人提到过。我在这里写一笔，算是补遗了。
用传播学的视野、方法和本体概念范畴去审视深层的文化和文化传播问题，让我即时感受到了这门交叉学科的青春活力。我逐渐地又把眼光从“大文化”范畴迁移到对我一直有着吸引力的“艺术”领域。几乎在我撰写“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同时，我参加了国家教委组织的一个访英教育代表团，去了英国。一天，当我在伦敦书市发现了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时，我欣喜若狂。这是欧州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写的一部书。我决定要啃这部将近800页的巨著了，啃了一年，感到其味无穷。洋洋百万字，不仅有作者对各种艺术珍品生命历程的精彩描述，而且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哲学、社会学、艺术史学、传播学融为一体的读本。同样地，我用传播学的视野、方法和本体概念范畴去理解豪泽尔关于艺术的各种充满睿智的评述。豪泽尔这本《艺术社会学》，我一直是读作《艺术传播学》的。我在美国二十年，放在床头经常温习的也是豪泽尔著、由我译编的这部《艺术社会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我真切地体悟到，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一书隐含的不贴传播学标签的传播学，是“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一个范例。
作为我另一关注课题的“组织传播”，迎来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另一种历史“偶然”：已经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土壤此时刚刚冒出“公共关系学”的萌芽。出版我的《信息•沟通•传播》一书的志国兄，看到了“偶然”中的“必然”，叫我捷足先登，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写一本《公共关系学导论》。我问“怎么写”，他说“用传播学的视野来写”。于是我在上海威海卫路家的亭子间里，顶着热浪，于1986年8月28日拟定书稿，随即动笔，至9月20日成文5万。又正好于9月21日赶去夏威夷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开会，借开会之际收集了部分资料。10月3日返，笔耕复始，至11月22日完成全部书稿。这又是一部急就的稿子，因此不可避免地，它像《信息•沟通•传播》一样，是部粗糙浅陋之作。我并不为自己的捷足先登而得意，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志国兄“用传播学的视野来写”的提示，激发了我的“公关三要素”的框架思路：传播学中的“传者、受者、传播”三个本体概念成了我书中“组织、公众、传播过程”的“公关三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这本《公共关系学导论》早已停版，没想到的是，首次在书中提出的“公关三要素”成了日后二十多年国内公共关系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符号”。“公关三要素”——一个既简单又易记的“符号”——渐渐地成了国内公关界不少写书者、教书者的“集体无意识”，谁都不再过问那“三要素”是从哪里来的。要说成功，这就是国内公共关系学普及的成功。
还需带一笔的是，我在1988年去美国前，冯志坚和我一起主编了《公共关系实用大全》（副主编为俞松年、赵建华和刘裔远），这本篇幅近500页的公关实用大全1990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就内容而言是部较为厚实的、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公关参考书，就编辑队伍而言，冯志坚贡献最大，是真正的主编。
岁月蹉跎。1988年7月4日，我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飞离了上海，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想想在国内五年，我继续受到恩师郑北渭教授的指导，同时受惠于新闻系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教诲，其中包括王中教授、徐震教授、余家宏教授、舒宗桥教授、宁树藩教授、丁淦林教授和陈韵昭教授。时任总支书记的吴圣苓教授曾给过特别的关照，不断鼓励我在传播学领域里开拓新的发展路子。回忆起那踌躇满志的五年，我总是从心里感激这些师长的引导和鼓励，并时时为自己学路过于散乱、未能将那“无学之学”做成“大学”而深感惭愧。
四
没想到此次走出上海，一走竟走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的前几年，我与复旦新闻系同事的联系大多是通过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朱谦博士。我在朱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与恩师一起起草了《长城傲立废墟：中国传播与文化变迁》长篇英文书稿，大小修改历时四年，最后由朱老师逐字逐句审核圈定，再由库什曼恩师选中，作为他主编的“人类传播过程”丛书的一种，1993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为美国的现代中国传播与文化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长城傲立废墟》的研究方法是定量和定性的有机结合，也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参与的首个重大传播学定量研究项目。这也是我一生所从事的唯一的一个定量研究项目，而这一研究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是恩师朱谦博士，我只是辅助了定性分析和初稿文字工作。该项目先期的问卷调查事宜受到过复旦新闻系及其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徐震教授、吴圣苓教授、赵建华兄和国际新闻教研室的教师的鼎力襄助。此次研究的最大发现是，尽管中国传统观念在文革十年浩劫之中屡遭血洗，但中国人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坚如磐石、根基依然。
我于《长城傲立废墟》问世的1993年被美国中央康州大学传播系聘为终身教授，此后我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出版社逐渐地恢复了联系。俞振伟教授和后来留学夏威夷大学的赵建华兄，二十年来一直为复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公共关系学》与我保持着沟通和合作。由我主著、由复旦俞振伟教授等专家参加编写、由孙晶编辑、销量已过百万册的这本《公共关系学》，参照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公共关系学导论》的理论体系和“三要素”的框架思路，补充了“公关实务”部分，至今已经出了四版，保持了二十年长盛不衰的可贵业绩。
我在总结复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关系学》长盛不衰的原因时，说这书不仅由于责任编辑孙晶博士编辑思想的的超前，而且“立足中国、纵观世界、精益求精、再攀高峰的著述精神不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还要说，从初版到二版，到三版，再到四版，始终用了传播学的视野、方法和本体概念范畴，始终用了“公关三要素”的框架思路，这不能不说是“传播学”的生命力照应了我们《公共关系学》这棵常青树。“无学之学，可为大学”，抑或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传播学的生命力不是尽在不变之中。不变，只是根基不变，经过千年考证的基本原理不变。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一定是不变中有变，变中又有不变。所谓变，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要顺应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势，要回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向社会人文科学家提出的各种新鲜课题和挑战，审时度势，从实践升华到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复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关系学》正是这样把握“变”与“不变”的道理的。比如该书从三版开始就率先引入了“关系管理”的新视野，提示读者“公共关系正在由以注重即时传播效果，转向以‘关系管理’的长期战略谋划和短期公关效应并重”这一发展新动向。
由我与胡眀耀教授合著、孙晶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关系管理学》，企图帮助国内的公共关系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了解和把握这一发展动向的来龙去脉、理论阐述和全新的“工具模式”。胡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有较深政治经济学造诣，对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的体认也入木三分。《关系管理学》不仅用了传播学的视野和方法，而且涵盖了与“人”、与“关系”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种人文社会学科：公共关系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艺学等等。《关系管理学》的写作和出版又让我多了一次温习各种学科的机会，“人”和“关系”所显现的学理之深奥和宽广，现代传播技术——即关系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巨大影响，让我和胡教授觉得恰如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无可穷尽。
2007年11月20日，我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宋怀强和吴洪林两位教授，于《文汇报》的“学林”版发表了题为“跨语沟通：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跨世纪话题”的文章。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各自然语言中出现了不少带“跨”字的语汇，如跨国经营、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沟通等等。我们现在的语汇中那些含有“跨”的词语，大凡都隐含了“跨语沟通”这个过程要素。特别是“跨文化沟通”，缺了“跨语沟通”，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认为，跨语沟通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次级语言系统或言语语体之间的跨越、转换、沟通和吸纳。跨语过程要具备四个要素，它们是“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境选释”和“言语转换”。这里，“第一语言”指的是言说者所习得和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语习惯，“第二语言”指的是读听者所习得和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语习惯。在任何一次对话中，言说者与读听者的角色不断互换，“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也总是依次转换的。“语境选释”是指言语人对言语活动情景的选择性解释。言语活动情景，就像任何语境一样，有物质性语境（指情景和场合）和认知性语境（指人对情景和场合及各种因素的解释）两类。“言语转换”就是在特定语境下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跨越、转化、沟通和吸纳。把握这个“言语转换”过程的主体当然是作为“言语者”的人了。
“跨语”这个概念，是我于2006年访问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时，在与著名话语大师宋怀强教授、曾培养了董卿等一流主持人的吴洪林教授的相互“碰撞”中，几经演绎而产生的。这是我们多年以来对跨文化课题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我邀吴洪林和宋怀强教授于2007年夏访美进行学术交流，又就“跨语”这个原创概念进行面对面的切磋，生成了“跨语沟通”新的理论要素。
为探讨“跨语沟通”理论在新闻、传播、公关、翻译、主持人学等相关学科里的运用，由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主办、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协办的理论推介会，2008年3月27日于上戏新空间剧场召开。同年7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电视学院又主办了“跨语研讨推进会论坛主题发言稿集颁发仪式暨节目语体创作汇报”活动，为进一步推介“跨语沟通”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我钦佩并感谢宋教授和吴教授为一个传播学新概念的诞生，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激情和原创精神。
连年的辛苦笔耕让我感到苦中有甜、苦重味更甜、以至意味无穷。但这学问总是越做越觉得自己浅薄，越做越觉得自己离开做成“大学”的路，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无学之学，可为大学”的传播学，对我来说，也许只能敬而思之而断不可企及了。
重新回顾在北美这块依然陌生的土地上的生活，漫漫二十载，并不是说要过就过得了的，特别当孤寂异乡的情绪袭来时。抚慰心灵从来没有灵丹妙药，但受了种种误解和委屈的传播学最懂我心——它来陪伴我了。为我驱散乡愁，它是踏着轻步随恩师朱谦和库什曼一起走来的。
从1988年开始的三五年，朱老师每年在寒暑两假邀我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夏威夷，那是天堂之地啊，我前后飞去已二十余次。清晨我总是在花香鸟语中醒来，走向办公室的路总铺洒着夹有热带树影的金色阳光，面见常带谦恭笑容的传播学大师朱谦博士，总让我感到那是后生独得的厚爱。下午常结伴或独自一人去海滨散步看海思乡。晚上仰望天空，总开玩笑说，“这夏威夷的月亮比哪儿都要圆都要亮。”此中快乐，在我那座落于大西洋西岸新英格兰的空荡校园是感觉不到的。
在夏威夷，我为与传播学结下如此姻缘感到不胜幸运和欣慰——我和恩师朱谦一起完成了《长城傲立废墟》研究项目。过了一年又一年，年年望着夏威夷。2006年，再望檀岛，恩师已去。我哭一个美丽人生的结束，又喜有幸追思一位传播学大师的生命历程和他的耿耿心路。必须一提的是，恩师的文章堪称笔中一绝，我读恩师二十余年，每每合卷，心中总有他“江南才子”走来的身影。
恩师在时，我总要西飞万里才能面见坐镇太平洋中心位置的他。会我另一恩师库什曼教授却方便多了——上天作美，世事人事的姻缘让我们住在了新英格兰名叫西哈特福德的同一个小镇上。库什曼不仅自己是个工作狂，更“狂”的是，他要让他的学生也像他一样为传播学发“狂”。我一时“狂”不起来，他就会来催，几乎每个周末，上午不到九点就来了，事先也不说来，但他来了，来催稿、催书、催命了！在他的催逼（注意我未打引号）下，我在九十年代出了与朱谦博士合著的英文《长城挺立废墟》（1993）一书之后，出了《高速管理中的团队协作》（1995）英文专著（这是我与库什曼教授合著的一部书），再后又出了英文《理解中国：第四种力量的中心舞台》（1996）这部封面上印着五星红旗、我一直珍惜在心的书。我每次出书，库什曼总比自己出书还要兴奋，总要举杯欢庆，然后逢人就夸，恰如长者看到晚辈有出息一样。我忍不住向恩师讨饶，说让我喘口气吧。恩师说喘什么气啊，“活着看到自己有出息好啊，死了啥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这么催逼、这么关心、这么珍重的。
库什曼教授生性喜爱甜食，喝咖啡总是冲一半咖啡放一半糖，人家用惊讶的眼光看他，他就眯着眼睛笑人家惊讶。他只吃美国饭，不吃中国饭，我说“唐，你只知人活着要出息却不知世上有美食”，他总不理解，世上除了甜食怎么还会有美食？恩师早就得了糖尿病，心脏也不好，退休后就随太太离开寒冷的新英格兰，去了温暖的佛罗里达。 恩师不幸英年早逝，我后悔他早早搬走了，因为我认定他若继续天天来催逼我，天天盼着自己学生有出息——他在康州有三个学生（一个来自欧洲、一个来自非洲，一个来自中国，都成了大学的终身教授），就不会这么早去那个“啥都不知道”的地方了。
写传播学，写孤寂异乡二十年，除了写一个学生对恩师的追忆和怀念，我还能写什么呢？
（居延安，2009年2月20日初稿于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德市）
Monday, February 23, 2009
自由派的心声——听戴晴讲座
一大早赶到学院，为的就是听戴晴的讲座《1980年代在北京做记者》。近一段时间，戴晴已经连续在香港讲了好几场，这次不论是为了我的论文还是一见此人，我都不想再错过。
她很有风度，开朗，讲话清晰，语速稍快，条理也比较清楚。讲座中她主要介绍了自己80年代做记者的一些体会、感悟。由于故事连连，也博得笑声不断。但可能我对这些故事已经太熟悉，对自由派的观点也有了很多的了解，所以整场讲座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感。我对戴晴的敬佩，也不在于她是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持异见人士；而是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勇敢。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叶剑英的养女，能够放弃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去追求真理，去实现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价值观，这是不容易的。
她主要的观点很简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了一个宝贵的言论“黄金时光”。但由于这个言论自由是CCP给的，所以看似繁荣，却也是极为有限的。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只说到毛主席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到此为止。对于政治体制没有一点触动，一年后即重申“四个坚持”；平反冤假错案，没有原则，也没有法律基础，平反谁不平反谁，都是高层领导以及中组部说了算。为了说明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不应该扩大化，还保持了一批右派不予以平反。 至于平反对象，也仅限于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以及反右中受到打击的知识分子，至于建国以来平民阶层的冤假错案，都无人再提，就此罢了。总而言之，1980年代共产党有限的自我反省，有限的改革，让中国人获得了一个言论的黄金时代，报纸有了一定的自我空间。但是中国人依然没有任何监督政府、保护自己的能力，这样政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的。不过，由于党内改革派势力占上风，不论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反精神污染运动，都没能形成很强的势力。
讲座结束，我问了她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说80年代中国言论的黄金时代是政府主动给予的，那么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退民进”，为什么没能自发生长或促进出言论自由的空间？二是希望了解她对于互联网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影响的看法。她的答案与我访谈的其他自由主义者类似，所谓国退民进，要看退了什么，没退什么。对于媒体的控制，对于政治体制，对于历史的揭示，CCP一点都没退；而对于网络的发展，戴晴为之鼓与呼，热烈颂扬网络对于中国普通百姓的重要性，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的意义，当然，也让像她一样在现实社会中被封了嘴的人，在网络中还能有一点活气。看来，相比左派，自由派人士的确更加看重网络所提供给他们的言论空间。
戴晴说自己在体制内的时候，看到的全是欺骗，也因此变为一个持异见人士。我想到在北京曾与一位左派学者聊天。他说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列。但CCP太注重自己一党之利，因而对之也有很多不满与牢骚。
她很有风度，开朗，讲话清晰，语速稍快，条理也比较清楚。讲座中她主要介绍了自己80年代做记者的一些体会、感悟。由于故事连连，也博得笑声不断。但可能我对这些故事已经太熟悉，对自由派的观点也有了很多的了解，所以整场讲座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感。我对戴晴的敬佩，也不在于她是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持异见人士；而是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勇敢。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叶剑英的养女，能够放弃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去追求真理，去实现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价值观，这是不容易的。
她主要的观点很简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了一个宝贵的言论“黄金时光”。但由于这个言论自由是CCP给的，所以看似繁荣，却也是极为有限的。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只说到毛主席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到此为止。对于政治体制没有一点触动，一年后即重申“四个坚持”；平反冤假错案，没有原则，也没有法律基础，平反谁不平反谁，都是高层领导以及中组部说了算。为了说明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不应该扩大化，还保持了一批右派不予以平反。 至于平反对象，也仅限于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以及反右中受到打击的知识分子，至于建国以来平民阶层的冤假错案，都无人再提，就此罢了。总而言之，1980年代共产党有限的自我反省，有限的改革，让中国人获得了一个言论的黄金时代，报纸有了一定的自我空间。但是中国人依然没有任何监督政府、保护自己的能力，这样政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的。不过，由于党内改革派势力占上风，不论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反精神污染运动，都没能形成很强的势力。
讲座结束，我问了她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说80年代中国言论的黄金时代是政府主动给予的，那么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退民进”，为什么没能自发生长或促进出言论自由的空间？二是希望了解她对于互联网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影响的看法。她的答案与我访谈的其他自由主义者类似，所谓国退民进，要看退了什么，没退什么。对于媒体的控制，对于政治体制，对于历史的揭示，CCP一点都没退；而对于网络的发展，戴晴为之鼓与呼，热烈颂扬网络对于中国普通百姓的重要性，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的意义，当然，也让像她一样在现实社会中被封了嘴的人，在网络中还能有一点活气。看来，相比左派，自由派人士的确更加看重网络所提供给他们的言论空间。
戴晴说自己在体制内的时候，看到的全是欺骗，也因此变为一个持异见人士。我想到在北京曾与一位左派学者聊天。他说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列。但CCP太注重自己一党之利，因而对之也有很多不满与牢骚。
Wednesday, January 14, 2009
《国家与牺牲》
《国家与牺牲》，是作者高桥哲哉前一本书《靖国问题》的延伸。关注点从靖国的逻辑入手，延伸至分析所有国家的共同的“牺牲”的逻辑。
靖国的逻辑：正因为战死者的“牺牲”，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和繁荣”，所以“牺牲”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
“牺牲”在汉语里，是祭祀时把屠宰的动物向神或神圣的东西贡献的行为，为大屠杀牺牲品的动物。英语、法语也如此。《圣经》中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做全烧祭的故事，即宗教文书上的“牺牲”（holocaust）。Holo-即全体，-caust 即“被烧”的kaustos。所以大屠杀“全部被烧”，就是“牺牲”(sacirfice)。
对日本而言，国家的“靖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为祖国欢喜地流血，为社会欢喜地流泪；为自己欢喜地流汗（高神觉升《靖国精神》，1942）。也就是说，所谓“靖国精神”，就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日本精神”，其本质就是“为君国捐躯”的精神。而只有发挥这种“牺牲”精神而死的“英灵”，才能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
探讨了军人的“牺牲”的逻辑后，日本作为国家，同样将在广岛、长崎死于原子弹轰炸的普通平民视为“崇高的牺牲”，其逻辑又在何处呢？事实上，这一论述是从国民的一方展开的“崇高的牺牲”的逻辑和修辞：原子弹的轰炸=上帝的旨意。长崎是投放地，而牺牲的是8000名浦上的天主教徒。这一“宝贵的牺牲”不但使世界重获和平，而且也使日本获得了“信仰的自由”。（永井隆《长崎的钟声》，1949）。在国民方面，这一“牺牲的逻辑”给战争的惨烈性和无法想通性赋予了一个“意义”，起到了安慰遗属等生存下来的人们填补丧失感的效果，也是“牺牲逻辑”的一般效果。而国家方面支持这一逻辑，也有两点考虑：首先产生了把美国军队投放原子弹=不加区别的战略攻击正当化的效果；此外，此逻辑下也无法追究日本国家，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但无法追究，相反，对于天皇所谓“盛断”的神话，永井隆的解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就在天皇召开最高会议决定投降还是抵抗的时候，原子弹在浦上炸裂；犹如上帝向天皇下的启示，与此同时，天皇下达停战的命令，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很明显，此一“牺牲的逻辑”，“圣化”了死和残忍，起到了抹消战争责任的作用。
“牺牲的逻辑”不单在于日本。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牺牲逻辑。在德意志国家被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征服后，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柏林学院做了《告德意志人民书》这一有名的演讲；70年后，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败给普鲁士，被夺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后，法国思想家恩斯特·勒南的《什么是民族？》的演讲，在法国人民心目中也享有神圣的地位。相比而言，菲希特的概念强调的是语言的根本性。说德语的必须是德意志人，只要说这种语言，德意志民族就是因永恒的生命而生机勃勃，就是自由的民族。而对勒南而言，种族、语言、宗教、共同利益关系、乃至地理条件，都不能定义民族；相反，民族就是每天的人民投票。只要我今天意识到自己是法国人，在“你是否愿意做一个法国人”的选票上画圈，使法兰西民族得以成立。
菲希特的血统主义最终走向了大德意志主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使其正当化。比如“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有说德语的人，就成了因为这些人是德意志人，所以把这个地区合并为德意志帝国是正当的”。其实菲希特并不是国家主义者，因为他主张永久的民族与祖国的存在远远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即国民对祖国的爱先于国家。而“安于体制和法律的市民的爱”（比如后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并不是本质上对祖国的爱。这里面就有一个牺牲的逻辑：对他而言，做到超出一切对祖国的爱，就是“使一切都化为灰烬的烈火”，就必须“奉献自己的牺牲”。
勒南以属地主义定义的民族概念的背后，也存有同样的“牺牲的逻辑”。因为只是重复“每天的人民投票”是无法使人理解的。进行“每天的人民投票”，不单是抽象的投票，而是将法国的共同的、光荣的过去作为前提，作为建立民族观念的社会资本。这才是“与人自愿牺牲、忍受痛苦成正比的爱，热爱自己建设、出让的家园”。
不同的“民族”定义背后，是相同的“牺牲的逻辑”。在此逻辑下，一战后，欧洲对于“英灵表彰”达到了顶点。但是被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恐怖，而是光荣；不是悲剧，而是意义。在这一方面，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所做的事情都是同样的。
另一种看法，对于“崇高的牺牲”的起源，历史学家坎托罗维奇并不认为源于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国民”概念，相反，“为祖国捐躯”作为崇高的牺牲予以赞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已十分发达。“祖国（patria）在古典时代，是人们要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的政治、宗教、伦理和道德的全部价值的集合体”（即国家共同体）（坎托罗维奇《国王的两个身体》）。但到了中世纪，patria几乎被人们忘记。虽然patria一词仍然保留，但意指出身的地方或者家乡。“为公牺牲”变为为君主或封建领主而死的“为私牺牲”。此外，随着基督教的登场，产生了“天上祖国”的观念。比起为灵魂上的“祖国”天上的耶路撒冷而死，现世的“为祖国捐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之后“为祖国捐躯”观念的复权，也不是等到法国大革命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13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即出现军人向牧师要求“为保卫祖国”的课税。即使还不能说此时“殉国”高于“殉教”，但至少不会低于。西方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真的很微妙。
“牺牲的逻辑”中，存在一个悖论，即对于参加战斗的个人来说，他们最终要保卫的各种权利由于战斗而丧失。因此本书最后，作者探讨了作为一个国家，能否逾越“牺牲的逻辑”这一问题，是否存在没有牺牲的国家与社会呢？答案是悲观的，牺牲是绝对的。承担责任的人是无法逃脱“绝对的牺牲”的。因为如果对某个他人（上帝）忠实的话，就必须牺牲另外的他人（以撒）（德里达《赐人以死》）。因此，人必须在“绝对的牺牲”构造里做出决定，除此以外是不存在的。但是作者同时认为，我们必须一直抱着废除所有牺牲的愿望去做出决定。就像鲁迅在对人吃人的社会表示绝望的同时，还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希望。
《国家与牺牲》，【日】高桥哲哉/著 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
靖国的逻辑：正因为战死者的“牺牲”，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和繁荣”，所以“牺牲”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
“牺牲”在汉语里，是祭祀时把屠宰的动物向神或神圣的东西贡献的行为，为大屠杀牺牲品的动物。英语、法语也如此。《圣经》中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做全烧祭的故事，即宗教文书上的“牺牲”（holocaust）。Holo-即全体，-caust 即“被烧”的kaustos。所以大屠杀“全部被烧”，就是“牺牲”(sacirfice)。
对日本而言，国家的“靖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为祖国欢喜地流血，为社会欢喜地流泪；为自己欢喜地流汗（高神觉升《靖国精神》，1942）。也就是说，所谓“靖国精神”，就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日本精神”，其本质就是“为君国捐躯”的精神。而只有发挥这种“牺牲”精神而死的“英灵”，才能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
探讨了军人的“牺牲”的逻辑后，日本作为国家，同样将在广岛、长崎死于原子弹轰炸的普通平民视为“崇高的牺牲”，其逻辑又在何处呢？事实上，这一论述是从国民的一方展开的“崇高的牺牲”的逻辑和修辞：原子弹的轰炸=上帝的旨意。长崎是投放地，而牺牲的是8000名浦上的天主教徒。这一“宝贵的牺牲”不但使世界重获和平，而且也使日本获得了“信仰的自由”。（永井隆《长崎的钟声》，1949）。在国民方面，这一“牺牲的逻辑”给战争的惨烈性和无法想通性赋予了一个“意义”，起到了安慰遗属等生存下来的人们填补丧失感的效果，也是“牺牲逻辑”的一般效果。而国家方面支持这一逻辑，也有两点考虑：首先产生了把美国军队投放原子弹=不加区别的战略攻击正当化的效果；此外，此逻辑下也无法追究日本国家，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但无法追究，相反，对于天皇所谓“盛断”的神话，永井隆的解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就在天皇召开最高会议决定投降还是抵抗的时候，原子弹在浦上炸裂；犹如上帝向天皇下的启示，与此同时，天皇下达停战的命令，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很明显，此一“牺牲的逻辑”，“圣化”了死和残忍，起到了抹消战争责任的作用。
“牺牲的逻辑”不单在于日本。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牺牲逻辑。在德意志国家被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征服后，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柏林学院做了《告德意志人民书》这一有名的演讲；70年后，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败给普鲁士，被夺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后，法国思想家恩斯特·勒南的《什么是民族？》的演讲，在法国人民心目中也享有神圣的地位。相比而言，菲希特的概念强调的是语言的根本性。说德语的必须是德意志人，只要说这种语言，德意志民族就是因永恒的生命而生机勃勃，就是自由的民族。而对勒南而言，种族、语言、宗教、共同利益关系、乃至地理条件，都不能定义民族；相反，民族就是每天的人民投票。只要我今天意识到自己是法国人，在“你是否愿意做一个法国人”的选票上画圈，使法兰西民族得以成立。
菲希特的血统主义最终走向了大德意志主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使其正当化。比如“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有说德语的人，就成了因为这些人是德意志人，所以把这个地区合并为德意志帝国是正当的”。其实菲希特并不是国家主义者，因为他主张永久的民族与祖国的存在远远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即国民对祖国的爱先于国家。而“安于体制和法律的市民的爱”（比如后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并不是本质上对祖国的爱。这里面就有一个牺牲的逻辑：对他而言，做到超出一切对祖国的爱，就是“使一切都化为灰烬的烈火”，就必须“奉献自己的牺牲”。
勒南以属地主义定义的民族概念的背后，也存有同样的“牺牲的逻辑”。因为只是重复“每天的人民投票”是无法使人理解的。进行“每天的人民投票”，不单是抽象的投票，而是将法国的共同的、光荣的过去作为前提，作为建立民族观念的社会资本。这才是“与人自愿牺牲、忍受痛苦成正比的爱，热爱自己建设、出让的家园”。
不同的“民族”定义背后，是相同的“牺牲的逻辑”。在此逻辑下，一战后，欧洲对于“英灵表彰”达到了顶点。但是被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恐怖，而是光荣；不是悲剧，而是意义。在这一方面，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所做的事情都是同样的。
另一种看法，对于“崇高的牺牲”的起源，历史学家坎托罗维奇并不认为源于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国民”概念，相反，“为祖国捐躯”作为崇高的牺牲予以赞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已十分发达。“祖国（patria）在古典时代，是人们要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的政治、宗教、伦理和道德的全部价值的集合体”（即国家共同体）（坎托罗维奇《国王的两个身体》）。但到了中世纪，patria几乎被人们忘记。虽然patria一词仍然保留，但意指出身的地方或者家乡。“为公牺牲”变为为君主或封建领主而死的“为私牺牲”。此外，随着基督教的登场，产生了“天上祖国”的观念。比起为灵魂上的“祖国”天上的耶路撒冷而死，现世的“为祖国捐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之后“为祖国捐躯”观念的复权，也不是等到法国大革命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13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即出现军人向牧师要求“为保卫祖国”的课税。即使还不能说此时“殉国”高于“殉教”，但至少不会低于。西方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真的很微妙。
“牺牲的逻辑”中，存在一个悖论，即对于参加战斗的个人来说，他们最终要保卫的各种权利由于战斗而丧失。因此本书最后，作者探讨了作为一个国家，能否逾越“牺牲的逻辑”这一问题，是否存在没有牺牲的国家与社会呢？答案是悲观的，牺牲是绝对的。承担责任的人是无法逃脱“绝对的牺牲”的。因为如果对某个他人（上帝）忠实的话，就必须牺牲另外的他人（以撒）（德里达《赐人以死》）。因此，人必须在“绝对的牺牲”构造里做出决定，除此以外是不存在的。但是作者同时认为，我们必须一直抱着废除所有牺牲的愿望去做出决定。就像鲁迅在对人吃人的社会表示绝望的同时，还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希望。
《国家与牺牲》，【日】高桥哲哉/著 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
Tuesday, December 23, 2008
Monday, December 22, 2008
危在哪儿？
去商场采购，同往年一样的人山人海，买东西就像不要钱。处处圣诞，星光闪耀。心里一阵寒：这哪里是经济危机的阵势阿？哪里有萧条阿？
妈妈说北京的商场更是如此，每一个结帐的柜台都长龙似的排队。在远洋工作的同学，msn昵称改成：“8亿，12小时，98%！沁山水再续辉煌！”
不过，和在KPMG的朋友聊天。年底本应是她们最忙的时候，可是今年真的业务少了不少，很是萧条；公司裁人更如快刀斩乱麻，上午通知，下午走人。朋友虽无事，可心里也把凉把凉的。
不敢想象明年的光景...
妈妈说北京的商场更是如此，每一个结帐的柜台都长龙似的排队。在远洋工作的同学，msn昵称改成：“8亿，12小时，98%！沁山水再续辉煌！”
不过，和在KPMG的朋友聊天。年底本应是她们最忙的时候，可是今年真的业务少了不少，很是萧条；公司裁人更如快刀斩乱麻，上午通知，下午走人。朋友虽无事，可心里也把凉把凉的。
不敢想象明年的光景...
Sunday, December 21, 2008
碎碎念
同样有日本侵华的历史背景，这一段《叶问》拍的就是比《梅兰芳》好。据说内地很多影院观众都对《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叶以一对十把日本军人一一撂倒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红着眼圈走出的影院。影片里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地感染了观众，但这样一种现象我并没有在香港影院看到，虽然，香港也曾被日本侵略，而影片故事发生的地点离香港也更近。而对我而言，从头到尾更关注的，与其说是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情感，不如说是对电影将北方人刻画成粗鲁粗俗、不明事理的形象的难过。我真的不愿意在香港人心中再刻板北方人的负面形象。
我想回家后再去影院看一遍《叶问》，去感受现场的气氛，感受我自己是否会有不同感觉；如果赶得上，更要再看一遍《海角7号》，不知影片对日占时期的怀念思绪，又会给现场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
在最紧张的12月，伴着牙疼、肚子疼，我完成了一学期的任务，也通过了IT考试，为新生活做了最大程度的准备。即将面对全新的环境，我曾对自己的能力有过深刻的担心和怀疑，一遍遍问自己能否担当，是否长大？但这段时间下来，我更相信两个人的力量，一定大过一个人。今后我获得的，将是两个人的勇气，去克服一个人的困难；两个人的笑容，去分享一辈子的幸福。
-----
搬家前，整理着过去。历历往事一幕幕展现，怎能不感慨。真的谢谢朋友们给了我那么美好的两年。我将带着过往的美丽，去开创自己的未来。忙碌混战中，我会成长；我更相信，你们都会幸福的。是的，我对你们都有信心。
-----
还有anthony，jack，谢谢你们。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们！2009年，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想回家后再去影院看一遍《叶问》，去感受现场的气氛，感受我自己是否会有不同感觉；如果赶得上，更要再看一遍《海角7号》，不知影片对日占时期的怀念思绪，又会给现场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
在最紧张的12月，伴着牙疼、肚子疼，我完成了一学期的任务，也通过了IT考试，为新生活做了最大程度的准备。即将面对全新的环境，我曾对自己的能力有过深刻的担心和怀疑，一遍遍问自己能否担当，是否长大？但这段时间下来，我更相信两个人的力量，一定大过一个人。今后我获得的，将是两个人的勇气，去克服一个人的困难；两个人的笑容，去分享一辈子的幸福。
-----
搬家前，整理着过去。历历往事一幕幕展现，怎能不感慨。真的谢谢朋友们给了我那么美好的两年。我将带着过往的美丽，去开创自己的未来。忙碌混战中，我会成长；我更相信，你们都会幸福的。是的，我对你们都有信心。
-----
还有anthony，jack，谢谢你们。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们！2009年，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