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的心声——听戴晴讲座

一大早赶到学院，为的就是听戴晴的讲座《1980年代在北京做记者》。近一段时间，戴晴已经连续在香港讲了好几场，这次不论是为了我的论文还是一见此人，我都不想再错过。

她很有风度，开朗，讲话清晰，语速稍快，条理也比较清楚。讲座中她主要介绍了自己80年代做记者的一些体会、感悟。由于故事连连，也博得笑声不断。但可能我对这些故事已经太熟悉，对自由派的观点也有了很多的了解，所以整场讲座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感。我对戴晴的敬佩，也不在于她是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持异见人士；而是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勇敢。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叶剑英的养女，能够放弃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去追求真理，去实现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价值观，这是不容易的。

她主要的观点很简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了一个宝贵的言论“黄金时光”。但由于这个言论自由是CCP给的，所以看似繁荣，却也是极为有限的。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只说到毛主席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到此为止。对于政治体制没有一点触动，一年后即重申“四个坚持”；平反冤假错案，没有原则，也没有法律基础，平反谁不平反谁，都是高层领导以及中组部说了算。为了说明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不应该扩大化，还保持了一批右派不予以平反。 至于平反对象，也仅限于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以及反右中受到打击的知识分子，至于建国以来平民阶层的冤假错案，都无人再提，就此罢了。总而言之，1980年代共产党有限的自我反省，有限的改革，让中国人获得了一个言论的黄金时代，报纸有了一定的自我空间。但是中国人依然没有任何监督政府、保护自己的能力，这样政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的。不过，由于党内改革派势力占上风，不论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反精神污染运动，都没能形成很强的势力。

讲座结束，我问了她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说80年代中国言论的黄金时代是政府主动给予的，那么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退民进”，为什么没能自发生长或促进出言论自由的空间？二是希望了解她对于互联网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影响的看法。她的答案与我访谈的其他自由主义者类似，所谓国退民进，要看退了什么，没退什么。对于媒体的控制，对于政治体制，对于历史的揭示，CCP一点都没退；而对于网络的发展，戴晴为之鼓与呼，热烈颂扬网络对于中国普通百姓的重要性，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的意义，当然，也让像她一样在现实社会中被封了嘴的人，在网络中还能有一点活气。看来，相比左派，自由派人士的确更加看重网络所提供给他们的言论空间。

戴晴说自己在体制内的时候，看到的全是欺骗，也因此变为一个持异见人士。我想到在北京曾与一位左派学者聊天。他说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列。但CCP太注重自己一党之利，因而对之也有很多不满与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