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跑去港大听长平的这个讲座。收获有二:听当事人叙述去年“长平事件”的始末;了解长平及以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
他的讲座吸引了一百四五十人,挤满了小报告厅。这已经是在香港我见过的比较火爆的讲座了。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同学,小部分是香港本地以及外国学生。长平嗓音沙哑,从始至终眼睛不离讲稿,非常谨慎地、力图客观地介绍去年以他为中心的论战以及各方的反应。大容量的ppt和厚厚的讲稿,也都可以看出来他准备的认真。
去年“314”事件后,长平在FT中文网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一文,并以“拉萨真相从哪里来?”为标题,转贴在自己的博客上。长平说,他对西方媒体对西藏暴乱的歪曲报道表示失望,并对民众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而感到高兴。但不久他就发现,民众其实是在借抨击歪曲报道来抗议西方媒体的反华立场。他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新闻事实,而是立场,否则,为什么不同时反对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呢?自由的环境下,固然不能确保新闻真实;但不自由的媒体环境下,是一定没有新闻真实的。而长平作为一个媒体人,是真的有冲动与大家讨论新闻真相从何处来?新闻如何才能准确。
我想长平真的是抓到了左愤们的痛处,那就是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可以批评,但外国人评论中国问题就是“狗拿耗子”,就是“居心不良”,何况如此般在报道中歪曲西藏暴乱的事实,更说明他们反华的本质。而此时长平却在批评自己,呼吁新闻自由,那就是在替西方媒体说话,自然就是“叛徒”,“走狗”了。
其实左愤们不一定不赞成新闻自由,他们针对的是长平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立场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也因此,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全貌的时候,他们就情绪激烈地声讨长平,语言宏大而凶狠,充满了仇恨,还有无数的推测和假想。长平说,他多年记者生涯,一直关注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压迫,写过无数呼唤个体自由意识的文章。但此时,他是的的确确感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对他个人自由的压迫了。他为此被迫离开了采编一线,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目前只是南都传播研究院的研究员。
提问踊跃。有位大哥情绪激烈地发问:从你的演讲中真的能勾勒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全貌吗?网络文章千千万,固然有左愤,但右愤也不少。从中竖几个左愤的靶子来批判太容易了,但你有没有反思自己那一边的立场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网络研究的一大难点。网络中的data浩如烟海,什么观点都有。如果事先有一个assumption,想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argument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是真的吗?又该如何抽样,才能代表民意?
还有香港mm也很激动地坚持用粤语质疑,大概是说,今天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又是普通话演讲。但我作为一个香港人,难道没有用粤语提问的权利么?我又能不能用英语提问?这个问题弄得长平一头雾水,只好说你当然可以用任何语言提问,但是我听不懂我们就无法交流啊。
香港人的local identity真的是很强烈啊,只是在贵地一个普通话的演讲就让你如此不舒服,怎么也不想想我们大陆同学在这里读书三年,时刻面对你们的粤语环境以及港味英语,还有你们的strong localism,又该如何反应?
还有问长平对人肉搜索的看法,对网民的看法,等等。但总体而言,对长平问答的表现,我其实有些失望。他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但也仅此而已。
在长平的概念里,民族主义天然与自由主义势不两立,倡导个人自由必然要反对民族主义。这并不准确。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欧洲的民族主义就是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是在中国,因为各种原因而使民族主义话语与国家主义话语紧密结合,导致民族主义的表达如此偏激,并与自由主义如此水火不容。我无法想象在世界哪一个民族国家里面没有民族主义的表达。这也是让长平内心充满矛盾甚至痛苦的原因:一方面呼唤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一方面扪心自问,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其实也是个民族主义者。
Thursday, April 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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