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牺牲》

《国家与牺牲》，是作者高桥哲哉前一本书《靖国问题》的延伸。关注点从靖国的逻辑入手，延伸至分析所有国家的共同的“牺牲”的逻辑。

靖国的逻辑：正因为战死者的“牺牲”，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和繁荣”，所以“牺牲”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

“牺牲”在汉语里，是祭祀时把屠宰的动物向神或神圣的东西贡献的行为，为大屠杀牺牲品的动物。英语、法语也如此。《圣经》中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做全烧祭的故事，即宗教文书上的“牺牲”（holocaust）。Holo-即全体，-caust 即“被烧”的kaustos。所以大屠杀“全部被烧”，就是“牺牲”(sacirfice)。

对日本而言，国家的“靖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为祖国欢喜地流血，为社会欢喜地流泪；为自己欢喜地流汗（高神觉升《靖国精神》，1942）。也就是说，所谓“靖国精神”，就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日本精神”，其本质就是“为君国捐躯”的精神。而只有发挥这种“牺牲”精神而死的“英灵”，才能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

探讨了军人的“牺牲”的逻辑后，日本作为国家，同样将在广岛、长崎死于原子弹轰炸的普通平民视为“崇高的牺牲”，其逻辑又在何处呢？事实上，这一论述是从国民的一方展开的“崇高的牺牲”的逻辑和修辞：原子弹的轰炸=上帝的旨意。长崎是投放地，而牺牲的是8000名浦上的天主教徒。这一“宝贵的牺牲”不但使世界重获和平，而且也使日本获得了“信仰的自由”。（永井隆《长崎的钟声》，1949）。在国民方面，这一“牺牲的逻辑”给战争的惨烈性和无法想通性赋予了一个“意义”，起到了安慰遗属等生存下来的人们填补丧失感的效果，也是“牺牲逻辑”的一般效果。而国家方面支持这一逻辑，也有两点考虑：首先产生了把美国军队投放原子弹=不加区别的战略攻击正当化的效果；此外，此逻辑下也无法追究日本国家，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但无法追究，相反，对于天皇所谓“盛断”的神话，永井隆的解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就在天皇召开最高会议决定投降还是抵抗的时候，原子弹在浦上炸裂；犹如上帝向天皇下的启示，与此同时，天皇下达停战的命令，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很明显，此一“牺牲的逻辑”，“圣化”了死和残忍，起到了抹消战争责任的作用。

“牺牲的逻辑”不单在于日本。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牺牲逻辑。在德意志国家被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征服后，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柏林学院做了《告德意志人民书》这一有名的演讲；70年后，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败给普鲁士，被夺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后，法国思想家恩斯特·勒南的《什么是民族？》的演讲，在法国人民心目中也享有神圣的地位。相比而言，菲希特的概念强调的是语言的根本性。说德语的必须是德意志人，只要说这种语言，德意志民族就是因永恒的生命而生机勃勃，就是自由的民族。而对勒南而言，种族、语言、宗教、共同利益关系、乃至地理条件，都不能定义民族；相反，民族就是每天的人民投票。只要我今天意识到自己是法国人，在“你是否愿意做一个法国人”的选票上画圈，使法兰西民族得以成立。

菲希特的血统主义最终走向了大德意志主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使其正当化。比如“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有说德语的人，就成了因为这些人是德意志人，所以把这个地区合并为德意志帝国是正当的”。其实菲希特并不是国家主义者，因为他主张永久的民族与祖国的存在远远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即国民对祖国的爱先于国家。而“安于体制和法律的市民的爱”（比如后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并不是本质上对祖国的爱。这里面就有一个牺牲的逻辑：对他而言，做到超出一切对祖国的爱，就是“使一切都化为灰烬的烈火”，就必须“奉献自己的牺牲”。

勒南以属地主义定义的民族概念的背后，也存有同样的“牺牲的逻辑”。因为只是重复“每天的人民投票”是无法使人理解的。进行“每天的人民投票”，不单是抽象的投票，而是将法国的共同的、光荣的过去作为前提，作为建立民族观念的社会资本。这才是“与人自愿牺牲、忍受痛苦成正比的爱，热爱自己建设、出让的家园”。

不同的“民族”定义背后，是相同的“牺牲的逻辑”。在此逻辑下，一战后，欧洲对于“英灵表彰”达到了顶点。但是被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恐怖，而是光荣；不是悲剧，而是意义。在这一方面，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所做的事情都是同样的。

另一种看法，对于“崇高的牺牲”的起源，历史学家坎托罗维奇并不认为源于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国民”概念，相反，“为祖国捐躯”作为崇高的牺牲予以赞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已十分发达。“祖国（patria）在古典时代，是人们要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的政治、宗教、伦理和道德的全部价值的集合体”（即国家共同体）（坎托罗维奇《国王的两个身体》）。但到了中世纪，patria几乎被人们忘记。虽然patria一词仍然保留，但意指出身的地方或者家乡。“为公牺牲”变为为君主或封建领主而死的“为私牺牲”。此外，随着基督教的登场，产生了“天上祖国”的观念。比起为灵魂上的“祖国”天上的耶路撒冷而死，现世的“为祖国捐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之后“为祖国捐躯”观念的复权，也不是等到法国大革命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13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即出现军人向牧师要求“为保卫祖国”的课税。即使还不能说此时“殉国”高于“殉教”，但至少不会低于。西方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真的很微妙。

“牺牲的逻辑”中，存在一个悖论，即对于参加战斗的个人来说，他们最终要保卫的各种权利由于战斗而丧失。因此本书最后，作者探讨了作为一个国家，能否逾越“牺牲的逻辑”这一问题，是否存在没有牺牲的国家与社会呢？答案是悲观的，牺牲是绝对的。承担责任的人是无法逃脱“绝对的牺牲”的。因为如果对某个他人（上帝）忠实的话，就必须牺牲另外的他人（以撒）（德里达《赐人以死》）。因此，人必须在“绝对的牺牲”构造里做出决定，除此以外是不存在的。但是作者同时认为，我们必须一直抱着废除所有牺牲的愿望去做出决定。就像鲁迅在对人吃人的社会表示绝望的同时，还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希望。

《国家与牺牲》，【日】高桥哲哉/著 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