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这本书源于p.p.送的《二十一世纪》上张扬同学的有关这本书的书评。同样是关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但读罢仍然感到很新颖，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史料；也很受启发，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来解释中国强国家传统的形成。
作者在序言中强调了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对自己的影响。不过，虽然他们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中国超稳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儒教会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帝国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被后世称做儒学的哲学思想在其形成四百年后才开始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以及为什么汉武帝时帝国儒学被奉为经典后，中国所形成的国家状态是所谓的儒法国家而不是简单的儒学国家。
本书开篇认同于绵延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的7项政治特征，并旨在对帝制中国的这7项政治特征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至西汉前叶（公元前206-前140年）是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s），正是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efficiency-oriented instrumental culture）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形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即以帝国儒学思想（imperial Confucianism) 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这一论点的出发点源自韦伯对累积性社会与守成性社会的划分。作者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出现前，传统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鲜能超出一个较小的范围。并且，所有的传统政府一旦稳固下来便表现出守成性的特征。因此，在这些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为了赢得战争，一个国家不得不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乃至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而这些措施及其附带后果又都为社会生活其它领域中迅速的累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并非所有类型的战争都会促使一个国家去寻求变化，如果某个国家在战争中被一次性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从战败中吸取教训以调整自身的机会。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是频繁而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
接下来，作者将春秋-战国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霸主期、转型期以及全民战争期，详细论述了战争是如何与其他结构性条件一起塑造春秋-战国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
在霸主时期，诸侯国国力一般都比较弱小，国家通常没有常备军，只有发生战事时，“国人”才会集中到太庙前领武器，参加誓师等礼仪活动，然后出征。此时的战争多只是在邻国间进行的短距离战争。当时中国大地上存在着四个大致分隔的战争区域：以齐国为中心的东方（中原）战争区域；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战争区域；以晋国为中心的北方战争区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战争区域。上述四国在四个战争区域中脱颖而出，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理由，但却有两个相同点：这些国家都率先摆脱了周朝宗法制度的束缚，并促进了效率驱动型行为和文化在本国的发展；二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他们都地处中国的外围，从而只在较少的方向上受到敌国的威胁。比如郑国也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但由于夹在晋、楚之间，而未能在中原保住其霸主地位。
为了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存活下去或壮大，效率驱动型的工具理性文化首先在战争中，随后在其他社会领域中兴起；弱肉强食、开疆拓土之后，随着领土的扩大，为了管理新占领领土而产生了两种趋势：去封建化的科层体制的发展，即由诸侯国国君委任官员管理；二级和三级封建化趋势，即诸侯国国君将新占领土地分封给公室家族成员或有才干的卿大夫。在霸主时期，尽管科层制现象和封建化现象同时存在，但后者却成为塑造该时期历史演变的主导性力量。经历二级封建化过程的国家最终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卿贵族的权势越来越大，而与国君的关系越来越远。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引发了诸侯国国君与世卿贵族之间的冲突加剧，导致了包括霸主体制在内的整个封建政治制度的危机。
转型期则发端于封建危机的日益深化，这导致了许多诸侯国公室的权力向下转移到世卿贵族手中，甚至出现公室垮台的现象（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封建危机日益突出后，许多国家便不再热心于开疆拓土，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晋国由于内部贵族互相倾轧，楚国由于地缘政治压力（吴国的崛起），而达成晋楚的休战，但也标志霸主政治的从此衰败。因为晋楚的休战实际上使晋国贵族的注意力转向内斗，从而加速了晋国内部的分裂，韩、赵、魏三家分晋，各自建立政权。
正由于晋国是封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作为这种危机的一个反映，那些被后世称为法家的学者绝大多数出自三晋。此外，在三晋中，魏国由于实力相对较强但地域政治十分不利而率先进行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改革，并在较短时间内从封建政体变成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改革后魏国实力大增，特别是科层制整体消除了爆发封建危机的隐忧，于是开始野心勃勃的进行领土扩张，给邻国带来重大威胁，以致触动各国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家改革，这种改革反过来又增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和领土扩张的欲望。
改革与战争为全民战争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的统一。但此时的战争驱动下的改革，都只是对战争所造成的不同环境所作的临时性回应，以赢得战争为目标对财力和人力进行开发。与全民战争时期的改革相比，这些早先的改革既没有某种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也不具有系统性。
全民战争期，战争不但持续时间更长，投入的物质资源更多，而且将一个国家中很高比例的成年男性人口卷入到战争中。此前诸侯国内的封建危机严重抑制了霸主国家扩张领土的欲望，但随着法家改革下科层制国家的形成，这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诸侯国家扩张领土的欲望因此大大增强，领土扩张取代霸主争夺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此时期大多数国家几乎完全变成了战争机器。它们开凿运河、修筑道路、构筑长城，这些国家当时所达到的组织水平和资源汲取能力在往后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都无法再次企及。
对于秦帝国的崛起，作者批驳了有关“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的观点，同时认为秦统一中国是法家改革之后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产物。之所以是秦国统一六国，是因为它的幸运。一方面，向西扩张的魏国因为不能保持它的军事注意力而使秦国得以幸存；另一方面，西扩的魏国夺取了黄河中游以西秦国的大片土地，对秦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激起了秦国精英阶层的危机感，为秦国后来推行法家改革廓清了道路。秦国很长时间处于各类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中，锻炼出来秦兵的骁勇善战。此外，秦国在整个春秋时代从未成为华夏文明的中心，它的官学教育体系也不怎么发达，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涌现出来的“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出自秦国的原因。但也由于秦国一向人才缺乏，秦国在用人问题上一直持有非常开放的胸怀。全民战争时期，随着私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很多国家都出现人才过剩现象。对于那些满怀雄心的青年才俊而言，长期奉行对外开放的秦国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大部分秦国的高级官员都不是秦国人，如商鞅、张仪、李斯、吕不韦等。
而对于秦国的速亡，作者认为导致其迅速败亡的关键性因素恰恰也是因为其力量过于强大，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首次不受任何社会力量有效制衡的局面。正如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所一再上演的那样，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只会是灾难性后果。
西汉初年，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治，并建立了大体上以科层制为主的政治体制。但随着繁荣的出现，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科层制下的选官问题、商贾操纵市场使大批农民破产；更重要的是：虽然黄老之术在休养生息方面取得显著功效，但并不能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不能给汉室政权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合作提供道义性论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正式上升为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在国家政权与儒士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紧密依赖的共存关系，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向上流动甚至是从政的机会。这一基本政治体制模式在中国持续两千年之久，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才基本解体。称为“儒法国家”。
当然，为了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背后原因，此书也将春秋-战国时期与中世纪欧洲的战争进行比较。作者认为，比较时经验推理的唯一基础，社会学分析必须以比较为基础。不过在方法层面上，此书采用的是以单一案例为主体的非对称的比较历史学方法和以时间为序列的叙事方法。
比较历史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方法。但作者对此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的采用。首先，为了使比较有意义，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相似性，否则就很难讲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要解释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这一点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欧洲处于不同的时空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其差异多如牛毛，因此也就很难作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第二，对于对称性的比较，所提的问题只能是单一性问题，因为如果想就一个案例提出许多同时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之找出一个合适的对称性案例就相当困难。但同时，对于一个很复杂事物来说，对其中的单一现象做出解释又如同瞎子摸象，很容易连象的大小都摸不清楚。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一个学者能够提出比较关键的问题的话，其解答就如同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身体。即便仍然不能知道大象的形状，但至少可以知道大象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为了增强解释力度，本书中作者要解释的是中国历史形态的7个特征，也因此，作者没有采用通行的严格意义上的对称性比较法。
作者认为，战争极大地推动了第二个公元千年期间欧洲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的社会变迁。然而，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权力与各类社会权力之间的耦合方式迥然不同，因此，由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而告终。
具体而言，与第二个公元千年欧洲反复不断的战争相比，当时的欧洲存在着强大的教会以及继承了罗马共和制传统的独立自治的商业城市，这些势力的存在不仅有效地平衡了由战争而导致的日益上升的国家权力，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催生了多种具有强大说服性和广大听众的政治哲学。与此相反，中国古代的战争却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经济诸权力领域尚未充分分化的条件下进行的。经济与意识形态权力的脆弱使得当时中国的哲人未能提出能够挑战法家强国厉兵纲领的替代性方案。
再具体地说，前现代的欧洲，当军事冲突上升到更加激烈的水平时，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微弱，以至许多国家不能在国内建立一支有力的常备军，同时城市却很富有，使得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战争转变为用钱雇佣外国私人武装来打仗的雇佣军阶段（大致从1400年持续到1700年）。而这种从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的城市商人中融资来维系战争竞争的方法，又进一步增强了新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权力。
前现代欧洲所经历的雇佣军战争加强了商人和城市有产阶级的地位；而由于这一战争阶段的消失，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则不断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加强。在政治领域，全民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商业性城市并不是由商人阶级来管理的，商人阶级也未曾像前现代欧洲商人那样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商人群体即使经过长期经营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在军事冲突/竞争所引发的国家集权化进程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
从哲学基础来看，近代初期欧洲的政治哲学渊源于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新人文主义和科学传统。而中国战国时代的哲学尽管美其名曰“诸子百家”，但其得以激发灵感、汲取养分的文化基础却比较单一，皆发端于周百官的职业实践。这不仅限制了中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想象空间，而且使周代树立的宗法文化在周王朝垮台后得以代代流传。
此外，中国的法家学说与马基雅维里和托马斯.霍布斯学说的不同在于，在中国的法家学说中，国家拥有凌驾于法律及其臣民之上的绝对权力；而在霍布斯式的欧洲“法家”理论中，国家对人民的统治则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在前现代的欧洲，与霍布斯式的强国家理论同时存在的还有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它们的存在为绝对集权国家在欧洲的形成设置了思想上的障碍，并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至于为什么是“儒法国家”这种政治体制能经受住历史变化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保留了其基本形态？其中关键正在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历史几大信仰体系中，基督教的地位凌驾于国家之上，与国家是一种竞争关系；伊斯兰教强调的是部族集团的利益和权力，而不是国家的统治；婆罗门教对地方事务的整合与涉足十分广泛，国家因此退居到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佛教，则是一门超离今生、寄望来世的宗教。只有儒教，似乎是唯一专门为国家统治而设计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在战争不再是推动中国早期历史向前发展的引擎之后，这样一种由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耦合而成的儒法政体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弹性和活力。
作者的观点带给我的思考在于，
1. 中国近代历史也是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长期的守成性社会再次面临频繁的局部性战争。那么战争在这一新的社会结构下，是如何型塑全新的民族国家的？
2．如果说战争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历次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到了何种作用？
3．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以及儒法国家的特征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有何种影响？近现代民族主义中一定有这一特征的延续，那么表现如何？
4．虽然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作者也重视社会结构在型塑历史中的作用，认同于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预期后果，以及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这一观点颇似critical realism，我也希望在这一认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现象。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2006）.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